1948年1月12日，受中共中央委托，在十二月会议发言的基础上，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任弼时的这篇报告理论上高屋建瓴，政策上切中实际，被确定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这个文件下发各解放区后，立即成为土地改革的政策蓝本，发挥了巨大作用。

任弼时(1904-1950)，原名任培国，湖南湘阴（今属汨罗市）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组织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

任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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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多用钱。”这“三怕”反映出了他崇高的革命风范——心里只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为革命、为人民公而忘私，不怕辛苦；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他对事业和工作恪守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长期抱病工作。过度劳累使病情突然加重，1950年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46岁。

叶剑英同志非常中肯地评价任弼时：“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遇到问题时，任弼时一向注重调查研究，他总是尊重事实、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在实际工作中，任弼时也堪称密切联系群众的典范。担任任弼时秘书的王恩茂回忆，任弼时“有非常好的民主作风、充分的群众观念，密切联系群众，平易近人，喜欢听取来自群众各方面的意见，就是一些不好的意见、反对的意见，他也愿意听”。

1947年9月，《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之后，各解放区形成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高潮。但在此期间，一股“混淆敌我，错划成分，扩大打击面，大搞平均主义、唯成分论、乱打乱杀”等“左”倾错误开始在各解放区蔓延，搞得人心惶惶，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此时，由于艰苦的转战和夜以继日的工作，任弼时的血压越来越高，甚至出现了晕倒的严重症状。为了他的身体考虑，中央特意安排他到清静的钱家河休养。但是为了掌握土改情况，他还是利用闲余时间在附近的村庄作了一系列调查。

任弼时（站立者）转战途中小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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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亲自访问农民，询问生产生活情况，虚心听取人民群众对土改的意见，甚至参加一些村子斗地主的大会，亲身感受土改运动。他还发动身边工作人员利用与群众接触的机会，按村、按户调查他们分得的土地面积、质量、粮食产量以及评定成分情况和他们对土改的意见。此外，他还查阅了大量党内文件，详细研究老区、半老区土改的区别。并向各解放区了解他们是怎样划分阶级的，研究他们在土改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就这样，任弼时经过汇总分析，大致掌握了周围30多个村子的基本情况。

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通过大量案例和翔实数据阐明了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方法，正确对待工商业、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以及反对乱打乱杀六个方面的问题，举例生动，实用性强。

对于任弼时的这篇讲话，毛泽东高度重视。1948年1月中旬，毛泽东向新华社作出批示：“用明码电报开始拍发，争取两天或三天发完，由新华社转播全国各地，立即在一切报纸上公开发表，并印小册子。”此外，他特别强调，“不要译错文字或标点符号”。

1948年1月，毛泽东修改的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讲稿（部分）。毛泽东在修改讲稿时专门补充：“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们及所有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们均必须严肃地检查这个划成分的问题，公开地明确地改正自己所犯的错误。哪怕只是划错了一个人，也必须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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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中共中央会议原则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即“中央一月决定”），对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若干具体政策作了规定。3月17日，毛泽东电告刘少奇：“我们决定发表弼时同志一篇讲演，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5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的决定》中再次强调：“这两个文件中没有讲到的问题及关于富农和中农分界的问题，则应以中央发表的其他文件及任弼时同志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所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所说者为准。”同日，毛泽东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及前委，嘱咐他们在给各级党委和工作团印发小册子时，“加入任弼时同志报告为附件”。

1948年春，毛泽东就解放区土地改革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指示、批示，中共中央及时调整政策策略，土地改革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同年秋天，各解放区的老区和半老区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一亿左右的农民彻底从封建剥削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赢得全国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任弼时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根据党的土地改革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土地改革运动中所发生的一些重要问题，给予了正确的阐明和解决。

可以说，这份报告对纠正“左”的错误倾向、保证土地改革的正确开展、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起了很大作用。